1971年9月13日凌晨,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专机,于山海关机场踏上逃亡之路。然而,在途径蒙古的温都尔汗时,该机不幸坠毁,机毁人亡。鲜为人知的是,同一天,除了三叉戟256号之外,还有一架直升机被劫持而叛逃。在林彪逃亡之际,他所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并未登机,他后来向我们揭示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。
9月13日凌晨任务
陈士印,3685号直升机的亲历者,曾是我在航校的同窗。1964年7月,我们一同被分配至34师。随后,陈士印被调至新组建的四团,转而驾驶直升机。1967年,空军引进了法国的“云雀”直升机,他随即开始学习驾驶“云雀”机型。不久,他即升任飞行副大队长,而那时他尚不足30岁。
1971年春季,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致信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,传达了空军首长的指令。该指令要求在林彪首长身边选拔并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,而这位即将投身直升机驾驶学习的青年,正是周宇驰。
尽管周宇驰在空军中仅担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之职,然而,他与林立果之间那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,使得副师长特地亲自引领他学习更为先进的“云雀”飞机。与此同时,陈士印作为副大队长,亦被委以重任,指挥飞行训练,因而他与周宇驰亦相识并有了深入接触。
9月13日凌晨一时许,陈士印在沉睡中突被周宇驰的电话惊醒。周宇驰指示时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的于新野,派车将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。随后,周宇驰出示了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,纸上用红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:“盼照立果、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理。”落款为林彪,日期为九月八日。纸张上既无红头,亦无红章。
周宇驰声称有紧急任务在身,便命陈士印驾驶直升飞机前往北戴河,为林彪传递文件。随后,周宇驰与于新野、李伟信(时任7431部队政治处副处长)三人,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急促地整理了大批物资,匆匆与陈士印一同赶往沙河机场。鉴于久未驾驶直-5型直升机,陈士印信心不足,遂额外邀请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一同前往。
飞机悄悄归来
周宇驰手持林彪签署的手令,不仅蒙蔽了机械师,得以开启直升机,更骗取了汽车连连长的信任,为其所驾的3685号飞机加注了燃油。最终,他甚至欺骗了调度长,借助场站调度室的值班员之手,成功使直升机得以起飞。
夜幕尚未完全褪去,3点15分的钟声敲响,3685号直升机腾空而起。与此同时,周恩来总理已通过空军前线指挥官李德生的协调,向全国下达了“禁空令”。此刻,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亦已升空,准备对3685号直升机实施空中拦截。
陈士印与陈修文自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直-5型飞机的驾驶舱仅能容纳三人,陈修文占据左侧正驾驶员的位置,而陈士印则位于右侧,担任副驾驶。周宇驰则坐在陈士印的身后。他随即关闭了通话装置,并熟练地熄灭了航行灯以及机舱内所有灯光,强调任务高度保密,必须执行静默飞行。
周宇驰在飞机升空后指示飞行员将航线改为张家口方向,飞行员对此表示疑惑,询问是否仍需前往北戴河执行任务。周宇驰意识到不能再继续隐瞒,便取出一张北京至乌兰巴托再到伊尔库茨克的飞行路线图,并下令两名飞行员转向乌兰巴托。
陈士印后来透露,彼时他们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所知甚少。在他们眼中,周宇驰高举红旗却反其道而行,意图叛逃,这显然是他们无法容忍的。因此,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,一边前行,一边苦思对策。
实际上,那架编号为3685的飞机当时正受到地面雷达的严密监控,而张家口区域的机场已有8架歼击机升空待命。
陈士印回忆道,他与陈修文隐约瞥见了飞机周围掠过的小型飞机的轮廓。他们迅速告知周宇驰,有飞机试图拦截。周宇驰慌乱地伸长脖子向外张望之际,飞行员趁机敏捷地扭转飞机航向表180度,并巧妙地操控飞机进行反向转弯。于是,直升机便调转方向,开始返航。
约凌晨4点50分,飞机抵达官厅水库上空。此时,北京城内闪烁的灯光依稀映入眼帘,周宇驰瞬间意识到自己被欺骗,心绪顿时紊乱。他先是拔出手枪,意图与两名飞行员进行殊死搏斗,继而命令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。飞行员回应道:“钓鱼台周边设有高炮阵地,一旦飞近便会被击落。”在他们与周宇驰周旋的同时,飞行员开始降低飞机高度,计划在西郊机场降落。然而,在周宇驰的狂热阻挠下,这些应急措施终究未能成功实施。
当时,我们的专机师长整夜未曾合眼,正忙碌于西郊机场,部署着三叉戟的事宜。眼见直升机归返,他立刻又转而指挥地面团队处理直升机的事务。一切安排妥当,然而直升机却在落地前再次升起,径自飞离。抵达沙河,依旧未能成功降落。
3. 直升机枪响
直升机翱翔于怀柔的上空,晨光已渐渐洒满大地。怀柔,这片我们频繁踏足的训练地,地形对大家而言已是熟门熟路。陈士印观察到沙峪附近河滩上的一处宽敞地带,便缓缓降低机翼高度。此刻,飞行已持续了3个小时,周宇驰心中清楚,所剩油量不足以跨越国境线,于是他并未干预降落操作。
在高度降至大约80米之际,陈修文紧急向右急转,企图抢夺周宇驰手中的枪。不料,周宇驰迅速还击,一枪击中陈修文左侧胸膛。当时正在操控飞机下降的陈士印回想起,他听到枪响,目睹陈修文中弹,情急之下,他不顾维持飞机的平衡,本能地举起左手向后挡击,并高呼:“为何要开枪?”飞机瞬间陷入完全失控的状态。然而,陈士印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,最终还是成功稳定了直升机。
飞机缓缓降落,于新野与李伟信紧随其后,沿着舷梯步履匆匆地登机。目光所及,他们发现陈修文倒卧在座椅上,显然是发生了争执。于新野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枪,对准了陈士印,随时准备扣动扳机。
陈士印事后向我透露,他瞥见有人逼近,急忙向右前方迅速趴下。此时,周宇驰正用力抓住他的肩膀,就在陈士印倒地的刹那,枪声响起,于新野的子弹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。周宇驰痛呼:“打中我了!”陈士印趁机推开右侧舱门,迅速逃离现场。
“不要背我,飞机上还有一位战友,若民兵们抵达飞机时,陈修文可能早已命悬一线。”
抵达该村的生产大队部后,陈士印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身处西郊机场的胡萍。胡萍指示他原地等候,切勿移动。陈士印在大队部耐心等待了数小时,直至午前,武警部队派遣车辆将他接走。
陈士印跑后,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,跑到一处玉米地里,他们相约自杀。3人都掏出手枪,周宇驰、于新野倒下了,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,活了下来。后来直接参加制订《571工程纪要》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犯李伟信在法庭作证时,供出了林立果在林彪授意下制订《571工程纪要》一事。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,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。
陈士印被押送回北京,经历了长达11年的拘留与审查,最终回归沈阳的故里。多年来,他一直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保持缄默。作为一名昔日的同窗、战友,我得以以这样的身份触及他,终于使他放下心防,开始揭开那尘封已久的记忆。而这架曾经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,至今仍旧静置于沙河的航空俱乐部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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